对话体的书比较好看。它富于现场感，亲切、平易，耐人寻味。我至今无法忘怀10多年前读过的两本以对话体写成的好书——英国人麦基编的《思想家》（三联书店出版），通过主持人与哲学家对谈，让哲人用浅近的语言向公众阐释他们深奥的思想；北大学者黄子平、陈平原、钱理群以三人谈的形式写成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，拆除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壁垒，用全新的视角审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。
阿正编著的《世纪对话——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）作为新千年中国的第一部对话体图书，带给我一种久违的阅读体验。周国平、舒乙、谷建芬、杨东平、徐友渔、时间、刘心武、南帆、孙绍振等38位专家学者参与对话，22个话题涉及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、大众文化问题、传媒文化问题等三大类。诸如传统文化、中外文化交流、学校教育、报刊、畅销书、电视、戏曲、绘画、建筑、先锋小说、新诗、流行歌曲、广告、企业文化、民谣、体育、网络、生物工程等问题，都在讨论之列。值此世纪之交，以专家三人对话的方式对20世纪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评价和分析，对百年文化的流变、发展脉络进行梳理，对下个世纪的文化走向提出一些建议，以使中国文化在下个世纪更具活力，体现出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深切的文化关怀。所谓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是相对于书斋型知识分子而言的，他们在专业工作之外还致力于面对公众，关注公共事务；与公众交流沟通，让自己的专业进入社会，让研究成果更多地为社会所了解，所接受。这22个话题不能说十分完备，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，不仅影响了20世纪，有的还将带入新世纪。
诚如该书特邀顾问南帆所言；“很多知识分子的成就必须根据他们的专业水平加以衡量，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在这个社会的整体之中，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声音，应该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承担责任。”《世纪对话》让我们听到了一群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特声音。比如：传统就是“活在现在的过去”；办报刊，空白点与生长点缺一不可；畅销书的背后反映了各种社会心理；中国广告从产品情报时代刚刚转入生活情报时代；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了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；怨刺是民谣最主要的东西，民谣是一条古老的民意渠道；网络带来了商务和通讯的便捷，但却可能使人类陷入隔膜和孤独；“素质教育”是一句工作性口号，而非一个严格的教育学概念；生物工程就是对生命现象进行操纵和利用的技术……听听这些深入浅出的精譬之论，会让我们透过文化问题的表象触及实质层面。
对编著者阿正来说，通过出版该书，他完成了一种角色转变，由出版人和专栏书评作家转变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。策划公众关心的世纪对话，体现出他对文化问题的敏于感受和准确把握；主持话题讨论，需要对各学科知识的兼容并蓄，与专家学者平等对话验证了他的学养和驾驭局面的能力。例如，在进行关于建筑文化的讨论时，邱华栋对“民族性”回答得不够直接，阿正多角度发问，迫使邱华栋亮出了“直奔现代化”的主张。《世纪对话》洋洋30余万言，读来却不累人，一方面是因为话题牵动人心，另一方面，要归结于专家学者用通俗的方式发言、对话的形式。我把这本书视为一种在学者与大众之间摆渡式的著作。专家见解＋大众情怀＋平民化表述，将学术思想引导到公众的界面上来；对话人各有各的视角，各有各的表述风格，营造出现场感和亲和力，易于引发读者的参与感。对话浓缩了专家学者的思想，逻辑上可能欠严密，但是鲜活、灵动，对话过程中还会互相启发，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。多视角、多层面的思考是对话体文本的重要特征，读者将从中接受一种思维方法的训练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传导一种思维方法比传播一种思想观念更具价值。
